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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種黑暗正在我們社會部分人群中蔓延。我們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經濟學家安古斯·迪頓(Angus Deaton，最近剛剛獲得諾貝爾獎)和安妮·凱斯(Anne Case)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理所應當地引來大量的評論。文章披露，從1999年起，美國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趨勢。這種惡化趨勢是在其他國家以及我們國家其他人群的死亡率一直穩定下降的背景下發生的。
令人吃驚的是死亡率上升的直接原因。大體上說，直接或者間接自殺的美國白人在不斷增多。自殺大幅增加，吸食毒品造成的死亡以及因過量飲酒導致慢性肝最后造成的死亡也在上升。我們在另外的時間和另外的地方也曾看到過這種情況——例如，共產主義倒臺后俄羅斯人的預期壽命直線下降。但是，在美國看到這樣的情況委實讓人感到吃驚，即使跟俄羅斯情況相比已經小了許多。
然而，迪頓-凱斯的發現卻符合大家所熟知的模式。大量研究表明，在美國許多地方，低學歷白人的預期壽命在下降。自殺率上升和過量使用阿類藥品都是已知的問題。盡管大眾文化可能關注甲安菲他明等興奮類藥品，而不關注處方止疼藥或好的烈性酒，然而偏遠地區存在毒品問題實際上卻不是什么新聞。
然而，是什么東西導致這種自我毀滅性行為的流行病?
如果您相信右翼那幫人，那么一切都是自由派的過錯。他們堅持認為，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造就了一種依賴和絕望的文化，世俗的人道主義者摧毀了傳統價值。但(真意外!)，這種觀點與證據卻存在很大矛盾。
首先，死亡率上升是美國獨有的現象——而與所有先進國家相比，美國的社會福利水平低得多，而傳統宗教與傳統價值所發揮的作用卻大得多。瑞典給窮人提供的救助比我們多得多，現在大多數瑞典兒童生于非婚家庭，但瑞典中年人死亡率只有美國白人的一半。
在美國國內，我們會看到某種類似的模式。在社會福利最高而傳統價值最弱的東北部和加利福尼亞州，預期壽命較高，而且還在上升。與此同時，較低、停止或者下降的預期壽命卻集中在《圣經》地帶。
那么從物質主義作解釋又怎么樣?死亡率上升是不是不平等增加和中產階級空心化的后果?
問題并不那么簡單。畢竟，我們所討論的是行為后果，文化的分量顯然更重。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裔美國人比其他白人窮得多，但死亡率卻低得多。，也許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背景下的國際比較一致發現，盡管收入不高，但拉丁美洲人具有更高的主觀幸福感。
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迪頓提出，中年白人已經“喪失了他們的生活敘事。”也就是說，由于他們的期望較高，所以經濟挫折嚴重打擊了他們。或者換個較為不同的說法，我們現在觀察的這些人是在信奉美國夢想中成長起來的，夢想破滅后卻無法應對失敗。
在我看來，這種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假設，真實情況是，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何絕望情緒在整個美國白人當中蔓延。但這種情緒的確在蔓延，對我們的整個社會帶來麻煩的后果。
特別是，本人并不是將這些死亡數據所反映的絕望情緒與右翼政治的劇烈動蕩聯系在一起的唯一觀察家。有些人感到被美國故事拋棄而轉向了自我毀滅，另一些人指望精英，卻感到精英背叛了他們。驅趕移民，戴上貼有標語的壘球帽子并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但削減資本收益的稅收同樣也不起作用。所以，不難理解為什么有些選民團結在至少表面上能感受到他們痛苦的政客周圍。
此刻，讀者也許期望我提出一種解決方法。然而，盡管全民醫保、最低工資、資助教育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處于困境中的美國人，我卻不敢肯定這些計劃是否足醫治人生存在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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